“设计”考辨—对中国设计史的一种新认识-应宜文
“设计”考辨—对中国设计史的一种新认识应宜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释词考辨视角，论证中国古代设计史的沿革及其与中国文明史之根连，基于古典文献史料的理据，阐释中国古代“师法自然”“制器尚象”“从新为之”“物善其用”等设计思想，从传统文化维度解读古人的创意思想，穷源溯流，提出对中国设计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新途径。
关键词：师法自然；造物文化；创造灵感；设计思想
自20世纪80年代初，大量西方设计史原著及译著，包括西方设计理论、设计思维及方法的著作及教材引进中国，体现西式风格的各种设计接踵而来；设计学曾热衷于西方设计史论的研究，关注于西方某一类设计的专项研究；设计教学，面临中西文化的差异，由对外来“设计术语”之类的解读，衍生至对西方设计的解析，引荐与学习西方设计成为一种时尚……“设计”一词，于是变得家喻户晓。然而，中国设计究竟从何而来？
一
首先，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设”和“计”分别为两个独立的字。据考证，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对“设”与“计”两字分别做出阐释：“设，施陈也；计，会也，算也。”“设”与“计”均属会意字，具有核算、测量、策略、打算或姓氏等意思。这两个字的用意与近现代人们所理解的“设计学”涵义相差甚远。其次，“设计”作为一个完整的词，也曾出现在晋代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意思是“筹划计策。” 再者，南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石虔设计夜渡滶水，……”此“设计”意为设置用计。可见，这个词汇在古代的用法及涵义与现代艺术学科所指的“设计学”涵义，有着天壤之别。
考辨“设计”一词的由来，陈之佛的《图案构成法》（1937）中写道：“图案在英语中叫design。这design的译意是‘设计’或‘意匠’，所谓‘图案者’，是日本人的译意，现在中国也普遍地通用了。”卢世主认为：“中国早期把英语Design译为‘图案’，这是沿用日本的译法。称图案为‘图的考察’，所以图案也叫做‘考察画’。” 直至20世纪《辞海》首次问世，才形成较为完善确切的解析。“设计”一词，《辞海》的释义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先制定方案、图样等。我们将现代设计理解为“造型艺术术语。广义上指一切造型活动的构思计划、实施方案。狭义上专指图案装饰。” 从学科定义上来看，设计是运用美学原理，按照各项功能要求而策划、制定的方案、图样。它是一门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高度结合的综合学科。可见，“设计”在我国是诞生于20世纪的一个新词。
二
“设计”这个新词，往往使我们忽略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我们不可因“设计”这个新词而隔断了设计史与中国文明史之根连。我国历代设计思想、举措与成就的史料举不胜举。
战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堂豀公谓昭侯曰： “ 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
可见韩非子的观点认为，“千金玉卮”这种贯通而无底的玉制酒杯，虽精贵，可是，它不如材质普通但不渗漏的粗陶器。这展现了我国古代“以实用为美”的造物观念，认为“美”只有附着在实用功能上才有意义。
西汉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记载：
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班不能造，此之为大巧。
文中形容像瑶碧玉珠、翡翠玳瑁一类的物品，色彩鲜艳，润泽光滑，抚摸它不会缺损，时间久不会变形，奚仲不能仿制，鲁班不能创造，这种天然的造化，就叫做“大巧”。距今两千多年以前，古人已发现自然界的“大巧”之美，凝聚了“师法自然、自然天成”的设计思想。
一千多年之后，西方设计才关注“自然”：设计师受画家克劳德·洛兰（1600-1682）“在梦幻般的大自然中欣赏往昔古典建筑”的风景画影响，形成一种自然曲线元素与古典直线元素融合的洛可可设计风格。英国设计大师威廉·莫里斯（1834-1896）十分追崇“自然风格”，并将他的设计与自然元素融汇贯通。奥地利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内克（VictorPapanek, 1925-1998）将自然物的功能演绎成实用的人造设计物，他根据豆荚的造型，设计出一系列独立剂量的药物容器。自然之物的巧妙构造，启迪了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大自然蕴涵了几乎所有的设计要素与形式美感，自然物象建构秩序成为设计形式的重要资源。
宋李公麟《李伯时< 考古图·序言>》写道：
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
文中阐明古代礼器制作的目的、手段、原则，并提出“制器尚象”的设计思想，说明从自然事物取象，取象之目的是“载道”，体现出对设计风格传承的长远考虑，使人们看到器物，如同展观一面历史画卷，回顾古人的音容笑貌，并意会他们的艺术精神、思想情感、设计审美；以求得象，再从象求得意，从而“晓礼乐法”，其意便不言而喻。可见，中国古代器物的造型、纹样，并非为了单纯的审美，同样是奉行“礼乐法”的教科书，蕴涵着象征意义。
元《大元毡罽工物记·御用》详实记载元代皇室所用纺织品手工艺生产系统，论及元代社会文化、工艺技术与设计观念，书中说：
至治三年十二月五日，留守伯胜阿鲁泽沙传旨，北平王影堂内核桃木碗碟、象牙匙、筋楠木桌及诸物，依世祖皇帝影堂制，从新为之，计料绘图成造。
其中阐释了我国古代“从新为之”的造物思想：通过器物、物件来体现尊卑之地位，按照钦定的法度进行设计和生产，故而每件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工艺、材质都具有明显的设计识别性，充分显示出古代工匠已具有制造不同规格工艺品的高超技能，在工艺、式样、材质等方面力求推陈出新、与众不同。
到了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
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事物而既万，必待口授成而后识之，其与几何？万事万物之中，其无益生人与有益者，各载其半。
此意天地广阔，恩泽深厚，万物生长，妙不可言。“曲成而不遗”，寓意人们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事物的变化，大自然蕴藏着自身的规律。但是，古人不是一味等待自然的恩惠，而是将“天工”与“人力”相契合，造就多元化的大千世界，其中不仅蕴涵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造物创新思想之源泉。
《天工开物》作为一部收录我国古代农业和生产技术、农具创造、车船设计、工艺装备以及造物方法的综合性著作，“天工”意为自然力和人工的合力，包罗水到渠成的设计意象；“开”具有通畅、开拓、发展、建立之意，追求能工巧匠与自然条件的相互协调、相互生发，从而造就“物”。中国传统造物文化，充盈着遵循本源、顺应自然、物善其用的设计思想。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将此书的作者宋应星誉为“中国的狄德罗”。其实，宋应星成书的年代，比狄德罗撰写《百科全书》的时间，至少早一百多年。
清代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说：
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
《闲情偶寄》全书分词曲、演习、声荣、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此文再度推崇古时“物惟求新”的造物思想。这里的“物”，作者是指事物，即，分为“事”与“物”两个层面。“事”主要针对文学艺术而言，“物”主要是对器物、造物设计等的创新思想。以作者的观点，“自然之物”是原材料，不能够用新与旧来衡量或鉴别。然而，一旦将自然物材加工制成家具时，就成为一件“人造物”，此时就产生了新与旧式样的区别。我国古代的“造物设计”已奠定“不喜雷同，力求创新，不断突破”的思想基础，唯有遵循“创新-否定-再创新”的造物规律，才能推进器物设计与造物文化的发展。
继而，在《闲情偶寄·器玩部》写道：
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忧，再曲便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火，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
李渔主张朴素节俭，反对奢侈夸张；主张精巧适宜，反对徒有其表；主张创造出新，反对仿效雷同，充分体现了其独具匠心的设计见解。他通过茶壶和酒壶不同功能的设计，说明，制物要“取其适用”，从方便使用者的需要出发，考虑各种壶的不同贮存对象，按照怎样使流水畅通，来设计壶的造型和结构。基于当时人们的文化习俗，他提出茶壶设计“凡制茗壶，其嘴务直”的设计原则。这种源于生活、善于观察、因材施艺、注重器物使用功能与实用价值的设计思想，深得后人推崇。
“直到目前为止，设计史仍然被视作与美术史和建筑史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追本溯源，我国古代建筑设计的著作，则反映出古人建造文化的鉴赏力与创造力。关于城市规划的典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十卷）记载城邑营造、建置沿革状况，体现了我国城池建造设计的成就。关于园林设计的典籍，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一卷）、明计成《园冶》（三卷）、明文震亨《长物志》（十二卷）等，阐述了我国古典园林营造的原理和构筑风范。关于建筑设计的典籍，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六卷）、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十八卷）、李斗《工段营造录》等，是营造标准、工程法则、建造方法与经验的总结。有幸留存至今关于室内设计的典籍，宋黄伯思的《燕几图》（一卷），阐述古代家具制作方法，图文并置地列举了组合式桌子的精巧格局与设计。
历代古籍中的中国古代设计史料，据笔者目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古代设计文化思想（22种）、设计营造方法（16种）、设计文明成就（11种）三大类。
第一类设计文化思想的史料，如魏王弼《周易集解略例》（一卷），提出我国早期的设计理论思想；宋高似孙《砚笺》（四卷），从砚的种类、形态、审美及其与文人的渊源，阐释中国文房四宝的设计文化意象；清谷应泰《博物要览》（十二卷），记述古鼎彝、铜器、瓷器、锦缎的工艺设计、色彩配置及形制设计，阐述了工艺美术思想及博古藏宝的文化观念。
第二类设计营造方法的史料，如《考工记》（二卷），记载自先秦以来制车、礼器、钟磬等六大类营造方法，展现的是古人造物成就及唯物求新的设计思想；明周嘉胄《装潢志》（一卷），论述古代书画装裱设计的步骤、技术和方法；清孙廷铨《琉璃志》（一卷），阐释琉璃制造过程及造型设计方法。
第三类设计文明成就的文献史料，如宋王黼《宣和博古图》（三十卷），阐述器物形制、图像、释文、色彩、尺度等设计要素，是我国古代设计文明的集中体现。
三
中国古典设计文献为我们开启了一座巨大的宝库之门，也为我们扩充中国古代设计史提供了丰厚而详实的研究史料。我国“设计学”并不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兴学科，也不只是由西方引进的外来知识体系。实际上，“设计学”的造物思想、营造理论与实践运用，在中国历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古今释词，仅在称谓上不同而已，自石器时代以来，中华文化的演进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部营造设计、造物文化的历史。我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创造举世闻名，不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制车、礼器等，甚至更为久远，其中蕴涵的设计观念与方法，亦在历代建筑、园林、家具、器物、生产工具中施展沿用。
众所周知，“设计”一词由英文翻译而来，解析Design分为四层涵义：一是草图、计划或初步图；二是艺术或装饰物品的布局特征；三是艺术完成作品或者创造性的装饰；四是有计划地使作品艺术化。然而，与现代设计（Design）异曲同工、意旨相通的概念，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中的“法式”一词，专指方法、范式；北宋《营造法式》与明代《鲁班营造正式》（佚名）的“营造”意为规划、创建；明代黄成《髹饰录》中的“饰”，为装饰、修饬之意；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开物”具有开晓、启发、设计各物及环境的涵义；自石器时代之始，中华文明的传承可称之为“造物文化”发展史，而“造物”一词本身就蕴涵了人类最初的设计概念。可见，无论“造物”“法式”“开物”或是“营造”，其实与现代“设计”只是名称与表述不同而已，探究其实质，关键在于上述所论都是具有创新思想的行动。
设计史的研究需要有充足的史料，更需建立与当代设计思潮互为支撑的理据。“从一个特定时代的设计发展状况，即可看出这一时代的文明程度。”历代王公贵族到文人雅士的居室布置、家具陈设、器物用品、文房四宝，往往能够反映最为真实的文化印迹、最为朴素的造物思想。尤其是古时能工巧匠设计精美的皇室御用珍品，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古代文明的印证。中国的设计文化可视之为一种新能源，植入设计，不仅把握设计作品之“形”，更在于体现其“质”。当代中国设计，需要从更高远的文化维度上解读古人的创意思想，以现代设计思维，统率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的潜力，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新兴材料，提升与再现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达到古今设计的融合创新、和谐一致。
结语
对中国设计史的新认识在于：其一，“设计”一词在古典文献的名称与表述，愈加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与研究范畴，广博浩瀚的古典文献史料，呈现出一种清晰准确、延绵不断且富有说服力的考证依据，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设计的审美精神。其二，我们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视角来考证“设计”一词，会发现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的造物思想、营造创新更是一脉相传、世代相承。其三，中国古代的技师、待诏及能工巧匠，艰苦卓绝、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为之撰入史册并传承其技艺与精神。其四，中国古代设计与传统中国文化形影相随，相辅相成，设计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成，是一种承载创造灵感、凝聚传统文化、力求传承出新的创意文化。我们将设计与文化相融互训，以现代的方式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融化在血液中，以之创作设计作品，足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创新力，成为未来中国设计的原动力。
诚然，当代国际设计领域日新月异，中国设计史的研究任重道远。然而，中国设计更应该向中国传统文化取经，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灵感，创新未来的中国设计！
注：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8年，第53页。
（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见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第94页。
（南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明代万历刻本，第250页。
卢世主：《从图案到设计：20世纪中国设计艺术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473页。
大辞海编辑委员会： 《大辞海·美术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407页。
K. B. Valentine. Motifs fromNature in the Design Work andProse Romances of William Morris(1876-1896) . Victorian Poetry, Vol.13, No. 3/4, (An Issue Devoted tothe Work of William Morris, 1975)pp.83-89.
（元）佚名：《大元毡罽工物记·御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铅印本，1916年，第3-4页。
尹定邦：《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2页。
（ 魏） 王弼： 《周易集解略例》（ 一卷） ， 明崇祯三年（1621）刻本、虞山毛汲古阁刻本。或见中华书局铅印本，1985年。
（宋）高似孙：《砚笺》（四卷），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扬州诗局刻本。或见影印本，上海古书流通处，1921年。
（ 清） 谷应泰： 《博物要览》（ 十二卷） ， 清嘉庆十四年（ 1 8 0 9 ） 刻本、清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刻本。或见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作者不详：《考工记》（二卷），见（唐）杜牧注，清光绪十三年（1887）会稽董氏云瑞楼（木活字本）、明万历（1368-1644年）吴兴闵齐伋刻本。或见（清）王宗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
（明）周嘉胄：《装潢志》（ 一卷） ，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扬州诗局刻本。或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清）孙廷铨：《琉璃志》（一卷），清道光十三年（1849）世楷堂刻本。或见铅印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年。
（宋）王黼：《宣和博古图》（ 三十卷） ，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于承祖刻本、明万历泊如斋刻本。或见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Third edition , 2008. Harper CollinsPublishers. p.205.
张夫也：《外国设计史》，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本文为2016年度浙江工业大学重点建设教材项目《设计文化双语教程》阶段性成果[立项号JC1617]）
应宜文博士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3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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