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东西二元论：跨文化视野下的设计史研究-袁熙旸
走出东西二元论：跨文化视野下的设计史研究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Design History Research Under the Cross-Cultural Vision
袁熙旸 Yuan Xiyang
内容摘要： 随着设计史研究领域逐渐摆脱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关注对象、研究方法都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趋势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史”视野的建立；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之外的国家史、民族史、地方史的蓬勃发展也不断成为设计史学科的新动力。身处全球化的时代，以跨文化的视角研究设计史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简单片面的“东西二元论”，将一时一地的设计现象放置到更为宏阔的全球化的视域，更多地以联系的眼光，探究各方文化交汇、互动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全球史、东西二元论、跨文化研究、设计史理论
一、全球设计史与去西方中心论倾向
2006 年，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先生（Craig Clunas）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英国设计史：前景何处”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物质文化：在东西二元论之外》的演讲，他说：
“自早期近代以来，中国出口大量的瓷器、纺织品和绘画等各种物品到英国。这种物质文化的交流对英国的社会文化、设计史的研究，以及博物馆的展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东西二元论的观念曾深入其中，形塑了西方人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但近年来在物质文化以及其他的研究领域有不少新的论著，清楚呈现出世界各地物质交流及其文化转移的丰富面貌，不但挑战了东西二元论的旧典范，也修正了许多文化概念的缺失。我们应该走出东西二元论的框架，重视全球不同地域多元互动的历史背景，并且拓展观察的视野，从早期近代延伸到现代，甚至当代，重新反省东方研究与西方史学、西方与他者以及他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过去十多年，设计史研究领域出现了由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研究范式，向置身于东西二元论之外的多元互补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其关注焦点也开始由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及第三世界转移，甚至超越传统的国家史、民族史、地方史的类型范畴，展开对于跨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的研究。构建不同于过去“ 世界设计史” 的“ 全球设计史”，正在成为国际设计史界的新课题。
20 世纪6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全球史，到80 年代已成为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该理论强调抛弃“欧洲中心论”，而以“全球性”和“整体性”的观点来研究和编纂世界历史，不仅关注世界整体发展中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而且也十分重视社会结构各层面的有机联系和彼此依存，重视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全球史观以“社会空间”而不是以“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因此，“全球史”是一个可以带来认识论创新的、有活力的概念，它创造了历史探究的新维度和历史编纂的新方法，为历史研究指出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新方向，对当代西方的设计史研究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2011 年3 月，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了《全球设计史》（Global Design History）一书，由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格伦·亚当逊（Glenn Adamson）与英国华威大学乔治·雷洛（GiorgioRiello）主编，共收录专题研究论文14 篇。该书旨在从纵横两个方面拓展设计史研究的视野：横向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边缘国家扩展；纵向上，由工业化社会向前工业化时代追溯，从而表明全球化现象存在于任何时代的设计之中。同时，通过对贸易、旅游、离散、移民、商业运输、跨地域生产、工程外包、文化混杂等现象的深入剖析，揭示设计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冲突与融合、传统与创新，从而加深我们对设计历史的认识与判断。
西方中心论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了设计史的研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从一开始，设计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就被定位为工业化产品的设计，工业革命成为设计史的公认开端。因而，一部设计史就是西方发达工业国的设计发展史，第三世界与传统手工业社会在其中没有立足之地。
此外，设计与一般艺术不同，它与科技、生产、消费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天然地密不可分，因而在价值判断主导、精英史观主宰的传统设计史研究中，西方发达工业国与东方发展中国家之间泾渭分明。
除了研究对象的西方中心主义之外，设计史研究队伍也呈现东西失衡的局面。在一般的亚非拉国家，设计史研究的力量相对薄弱，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学术的垄断与学术话语权的主导，从而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泛滥。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过去十多年中，非西方的设计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西方中心论被大大削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去中心化”的倾向。西方中心之外的国家史、民族史、地方史方兴未艾。一些边远国家、非主流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也开始大张旗鼓地梳理、总结本土的设计发展历程，试图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挖掘本土特色，探索自己的道路，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的研究范式，甚至掌握理论与实践的独立话语权。这一倾向与“全球史”的视野相结合，正在设计史学界产生越来越多的成果。
1999 年成立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设计史与设计研究国际研讨会”，从一开始就将设计史研究的全球化挑战作为核心论题。1999 年的巴塞罗那会议名为“海外看设计史：设计史与多样设计史”，2000 年的哈瓦那会议主题为“地方史的涌现”，2002 年伊斯坦布尔会议的主题是“留意地图：超越边境的设计史”，2004 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会议的主题为“一致性与共同影响”。历届会议主题表明，会议焦点均在于去“西方中心论”的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边缘化设计史问题的探讨之上。会议关注设计史研究方法与设计史叙述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遭遇的挑战与面临的新的可能性，试图以不同视角、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语境，甚至不同文字习惯来解读设计现象、叙述设计历史，并主张以“多样设计史”的概念来取代“主流设计史”或“普世设计史”。（表1）
国际设计史界最具影响力的英国设计史学会，也越来越关注全球化和去西方化问题。例如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国立设计学院（NationalInstitute of Design, Ahmedabad）召开的该学会2013 年年会就以“走向全球设计史：后殖民图景”（Towards Global Histories of Design: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为题。
会议的主要议题涉及：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下的设计与文化认同，独立与去殖民化中的设计与物质文化，冷战语境下的设计、物质文化与帝国野心，殖民与后殖民网络中的手工艺与设计，后殖民语境下的设计与现代主义，后殖民社会民族重建中设计的作用，为发展（草根）运动服务的设计，殖民时期及其后经由展览、交易会的设计交流，设计、国家与市场，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下的设计教育，多样后殖民地理学下的设计探讨等。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研究部联办的设计史专业（The V&A/RCA MA in the History of Design）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西方设计史学科的前沿动向。2008 年起，该校在原有“1650 年至今的设计与物质文化”、“1400-1650 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艺术与文化”两个专业方向基础上，增设名为“1400 年至今的亚洲设计史”的新方向，这体现了全球化的理念已开始进入设计史教学领域。
二、从东西二分法到文化混杂论
“东/ 西”（East/West）是历史研究、文化研究、艺术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也是一个充斥着误解、偏见、危险与不确定性的研究课题。
传统的历史学、文化学研究，往往以“东”与“西”的概念来区分“此”（Here）与“彼”（There）、“自我”（Self）与“他者”（Other）。这种简单、片面、机械、粗暴的东西二分法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判断、意识形态与文化话语，日益引起今日研究者的警惕。
事实上，设计史上所讨论的很多东方或西方的设计物品、设计现象，其实质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身上都带有某些东西混杂的文化基因。而所谓东与西的概念，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产物。没有文化的交汇，也就无所谓东与西的区分。此外，东与西、彼与此、他与我的区分，也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区位与所处的文化立场。
当代的文化学者对于此类问题喜欢使用“混杂性”（Hybrid）的概念。严格说来，这一理论也存在预设前提的缺陷，即假设存在一种纯粹的、纯正的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又或者两种异质的文化能够顺畅地融为一体。
美国人类学家布雷恩·斯普纳（Brian Spooner）曾写有《织者与售者：一张东方地毯的本真性》（Weavers and Dealers: The Authenticity ofan Oriental Carpet）一文，关注物的流动过程中知识和商品的关系，探讨东方地毯进入西方市场之后面临的本真性问题，以及全球化视角下东西文化的混杂性问题。他说：“对于不同文化语境、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而言，东方地毯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东方与西方是相对的，不同的观察者有不同的认识，也没有真正纯粹的东方与西方，两者往往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的状态。
这一结论在许多实例中都有所体现。例如2013 年在纽约举办了苏富比“19 世纪家具与装饰艺术拍卖专场”，在这场聚焦欧洲装饰艺术的拍卖会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外销艺术品”与欧洲“中国风装饰艺术”。中国器物的造型与图案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被加以组合甚至改造，其结果实难用“ 东方”还是“西方”来进行简单界定。（图 1-3）
三、从西风东渐到多方交汇
在过去的跨文化研究中，较多关注一种强势文化向一种弱势文化的流动，较多关注两种文化间一对一的交流模式，例如18 世纪“中国风”对欧洲的影响，以及近代中国的西风东渐。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方影响西方，还是西方影响东方的问题。文化的流动有可能是双向的，甚至多向的。看与被看、影响与被影响，也往往是双向的、交互的。对异国情调的猎奇与想象，对异国舶来品的向往与推崇，也没有东西方的分别。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正是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碰撞、借鉴中，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加深了文化的自我认同，形成了文化的吐故纳新。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自16 世纪末期以来，根植于全球航路开通后的各种交汇，正逐渐改变不同文化区域原本所熟知的世界，而且这种交汇并非以单一路线或两个定点之间的交会为基本模式，也不一定是带有确定目的的交流对话。在全球网络中的人与物，犹如《华严经》中因陀罗网上相互连接的点，通过各种各样的连接方式与路线，以及相互间的影响与折射，层层交错，织成复杂的多重空间。这种多方交汇互动所织成的网络，构成跨文化语境下观察、研究视觉与物质文化现象的脉络。通过这一视角，交织其间的现象与物品才呈现出更广大与多层次的生命。
在近代玻璃艺术设计中，中西交流与互动正是以这样一种复杂往复的方式展开的。玻璃工艺在中国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在清代以前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清康熙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德国传教士纪理安受聘于清宫造办处建立玻璃厂，征调博山、广州等地优秀工匠；其后的乾隆年间，欧洲技术人员格林、纪文、汪执中等先后担任技术指导，中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由此融合，套色、夹金、夹彩、搅胎、描金、刻花等工艺在乾隆时期得到了熟练而广泛的应用。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西方传教士离开中国之后，又将在中国发展成熟的玻璃工艺带回了西方。其中的套色工艺（Cameo Glass）从19 世纪到20 世纪一直都是西方玻璃工艺史上重要的研究对象，其成果在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b）、弗雷德里克·卡尔德（Frederick Carder）与斯陶本玻璃厂（Steuben Glass）的作品中有着最直接的体现。此外，在法国新艺术运动中，玻璃工艺的代表人物欧仁·卢梭（Eugène Rousseau）、恩斯特·莱韦耶（Ernest Léveillé）以及埃米尔·加莱（Emile Gallé）的作品中也可发现源自中国玻璃工艺的启发。（图4-6）
类似的主题在建筑领域中也已引起学界广泛的兴趣。旅美中国学者赖德霖在其论文《鲍希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试论》中，深入研究了20 世纪初德国建筑师恩斯特·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对中国古建筑的全面考察，及其《中国的建筑景观》（Baukunst und Landschaftin China）和《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等著作，以及这些成果对于在华工作的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中国建筑师董大酉、卢树森，以及建筑史家乐嘉藻、梁思成等人的影响。赖德霖的研究结论是：鲍希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这一个案再次提醒我们——近代以来，中国建筑的发展逐渐呈现为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而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和认识也需要具有跨文化的视野。恩斯特·鲍希曼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其考察与著述，也成为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建筑师设计中国风格建筑的重要参考。（图7—9）
当然，要形成跨文化的视野，需要不断对“跨文化”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思考和界定。早在1999 年，海外研究中国艺术的专家乔迅（Jonathan Hay）在论文《走向跨文化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the Intercultural）中，将“跨文化”一词分成三个层次：文化间的接触，接触过程中产生的间隙（接触中发生了什么事），任何文化接触在组成上的混杂性。他主张将艺术品视为一个事件 （event），而非物品（object）。
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论文《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 世纪中国为例》（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是采用跨文化视野进行案例研究的典范。在这篇论文中，中国与欧洲接触的历史被分解为4 个环节：传达（transmission）、接受（reception）、发现（invention）、互动与沟通（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文中强调几点原则：在这种交流体系中，主客互为主体，互相影响；文化认同具有流动性而非单线进行；必须透过自己的判断去理解，而不是直接用别人的理论；观看具有多重性。
身处全球化的时代，以跨文化的视角研究设计史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简单片面的“东西二元论”，将一时一地的设计现象放置到更为宏阔的全球化的视域，更多地以联系的眼光，探究各方文化交汇、互动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文化交汇的渠道与脉络，文化给予者、接受者的角色划分，以及在全球化世界中的互相置换， 还有文化交汇、碰撞过程中充当中介者的人与物所起的作用。其中，特别是接受者、中介者在借鉴、协调、挪用、改造异质文化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这些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设计史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西方现代设计中的中国元素”（项目批准号：10BF056）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获2014 年度“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资助。
注释：
收录于Arjun Appadurai 主编的《物品的社会生涯：文化视角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一书。
德国学者爱娃·施密特（Eva Schmitt）在其论文《埃米尔·加莱与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玻璃》（Emile Galle and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Glass in the Kunstgewerbemuseum inBerlin）中，深入研究了柏林实用艺术博物馆所藏清宫玻璃对加莱的影响。
参考文献：
Arjun Appadurai,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mily Byrne Curtis, 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550-1800: Diplomatic,Mercantile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 Ashgate, 2009.
Glenn Adamson, Giorgio Riello, Sarah Teasley , Global Design History , Routledge, 2011.
Nicolas Standaert,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the 17th Century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nathan Hay, "Toward a Theory of the Inter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 ,No.35, Intercultural China, Spring, 1999, pp5-9.
赖德霖：“鲍希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试论”，《建筑学报》，2011.5，第94-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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